1月21日晚7点，陶喆时隔两年的新专辑《太平盛世》，在香港时代广场举行了首发式，不但EMI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EMI高层都赶来道贺，也吸引了众多两岸三地的媒体和歌迷前来捧场。第二天同一时间，陶喆又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担任第当晚级别最高的表演嘉宾，本刊记者全程独家跟踪这一过程，对陶喆进行了独家专访。
新专辑避讳敏感问题，宣扬美好愿望
记者：这张专辑叫做《太平盛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陶喆：“太平盛世”其实是大家向往的状态，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环境却不是一个太平盛世，不管你住在什么国家、什么城市都是蛮乱的。给一张流行专辑起这个名字，我并没有具体点明哪一件事情或哪一个人，整体上这是我自己的生活还有外面的社会的真实状态。
记者：是不是这样的名称、这样的音乐可以让大家去思考？
陶喆：我是想通过一些歌、一些音乐让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去设想怎么能够达到一种和平，一种太平盛世。
记者：你在做音乐的时候都是怀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吗？
陶喆：这个可能跟从小就听的音乐有关，听约翰·列侬、听BEATELS、听罗大佑，其中一部分的东西是比较娱乐性的、比较轻松的，我在专辑里的确有这样的歌，但是我不是为KTV去写歌的，不是为了人家好唱去写的，所以经常会有人抱怨说陶吉吉的歌很难唱。我当然希望我的歌是可以带给大家快乐的，但是同时也可以去思考。
记者：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听说《鬼》的序曲在进入内地的时候被禁了，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陶喆：不仅是《鬼》的序曲，整个的一首歌在内地都被禁了，其实这首歌对这张专辑是非常重要的。看歌名和音乐录影带，感觉上是蛮惊吓的，其实它讲的并不是灵异上的鬼，它是在讲社会上的“鬼”，可能是一些人、可能是一些事件，我只是在反映它。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记者：在你的唱片里有这样一些直接的东西，但是相对罗大佑那样可以赤裸地进行批判，你给人的感觉却比较圆滑。
陶喆：如果你讲约翰·列侬还有罗大佑，其实他们是偏向政治的，我的东西比较不会偏向政治不是因为敏感的问题，而是我不会过分地相信政治。我比较相信的是社会跟个人，所以在我的音乐当中你看的都是在反映社会的趋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政治事件。还有就是在现在这个流行音乐的市场上，确实有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或者偏向政治的东西是比较敏感的，这个不是我真正去避讳的，只是我没有那么大兴趣，我在意的是每一天人与人的互动。如果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是我要特别指出来的？我想现在倒还没有。
记者：其实包括罗大佑甚至黄舒骏，他们很关心政治，而且人文的东西很多，但是现在看来流行歌坛好像人文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陶喆：我觉得是因为年龄层降低，如果你叫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去听一个跟世界、跟环境有关的严肃东西，这个对他来说太沉重了，没办法接受。
记者：是因为跟商业有关吗？
陶喆：很多人会说商业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真正的原因是没有时间去思考。包括约翰·列侬、BEATELS、罗大佑在内，他们的音乐都曾经卖得很好。我觉得大环境在改变，大家都没有耐心去消化，大家只想要一个很快的满足感，速食餐、速食音乐、速食文化，没有时间真正去思考，来不及整理现在的东西，更没有时间去消化过去的东西。这是很多音乐人的责任，做唱片的老板的责任。销量一直在下降，相反，非法的一些途径比如MP3、网络下载、盗版这个在往上走，音乐的素质在走下坡路。音乐的素质往下走的话，盗版只会往上冲，这个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健康的。如果说作音乐的人要负责的话，就是把音乐做好。
给大家一个不妥协不变质的陶喆
记者：既然提到罗大佑，很多人都在说20年后谁能够成为罗大佑？可能有人说陶喆、周杰伦都是备选，你怎么看？
陶喆：如果讲到罗大佑，他在音乐上的影响力不但是歌好听，还有他的思想。譬如说像《之乎者也》，你能听懂便听懂了，如果不懂就永远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的很多他东西都是这样。是不是我、是不是周杰伦都不是最重要的，时间可以证明，我个人的目标就是在这几年可以把音乐做得更好，给大家一个不妥协、不变质的陶喆。我觉得现在做音乐已经是蛮难的了，因为市场都在改变，我就是要继续努力，不要失去做音乐的热情吧！
记者：以前大家一直都喜欢拿你跟周杰伦还有王力宏去比较，最近好了很多，是不是因为你做出了一些批判性的东西，从而使自己跟他们区别开来？
陶喆：我觉得不是。可能因为我35岁，周杰伦25岁，我对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可以欣赏周杰伦对很多东西的观点和看法，可能周杰伦他听到我的某一首歌的时候也会觉得蛮酷的。其实不同年龄层的人对不同问题的看法不同，譬如说我完全不打电动玩具，如果你现在给我一个PS2来玩，我可能一分钟都不到就死掉了，我完全不会操作。如果你完全让我去做这种音乐，或者是这样的文化的东西在音乐里面我完全做不出来，我不是那个年纪。我做现在的音乐是受小时侯所听的音乐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几张专辑包括有U2的第一张《WORLD》，还有约翰·列侬的、罗大佑的《之乎者也》等等。
记者：其实这张专辑中是有很多中国的元素，比如《孙子兵法》、《SUSAN说》等等。
陶喆：《孙子兵法》这首歌从文字、歌名到音乐的结构都是很中国化的，很多部分也是在北京录制完成的，跟北京的音乐人、女子十二乐坊合作；《SUSAN说》有一段《苏三起解》的流水，是妈妈在越洋电话里教给我唱的，对这一段旋律很多人都是很熟悉的。为什么这张专辑中有这么多有特色的元素？可能跟我这些年跑了很多有华人的地区有关，感觉上中国人是一个不团结的民族。音乐可以流传到这些地区，那么是不是人与人的想法和距离也可以越来越接近、大家是不是可以越来越和气？
记者：提到京剧，其实很多流行歌手都是在打“擦边球”，比如李玟的《刀马旦》，但是你的《SUSAN说》却有一点特别。
陶喆：其实《SUSAN说》这首歌一开始是没有任何京剧的桥段在里面的，我写了一个旋律，还没有歌词，然后一个人哼哼，很巧妙，那里面竟然有一种中国的戏曲的线条，不是故意的。其他人听了之后也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就好象是在怀念一个老情人，我马上就想到《苏三起解》，讲一个很经典的爱情故事，两个人分开很远不能在一起，最后缘分到了就又碰到这里，这个爱情故事就有了一个很圆满的结局。
记者：现在看来这种爱情却是比较少的！
陶喆：这种新旧的呼应在音乐上面、在爱情上面都是我在《SUSAN说》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可能很多人听到其中有京剧就会觉得好好玩，还有说唱，但真正是在讲一个概念，一个爱情故事，新的旧的东西。
记者：现在很多歌手做音乐的时候恨不能将全部音乐元素搜罗进来，但是你只限定四种乐器来做，你是怎么处理简单和复杂的关系。
陶喆：从一开始，四种乐器对我来说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现在的音乐太复杂，软体太复杂、电脑太复杂。我为什么要选四种乐器？比如说我现在有鼓、贝司、吉他和钢琴，突然我想加弦乐，那么就一定要拿掉其中的一样，然后再用加进来的东西跟其他保留下来的去补空缺。这样子对我来说我都要把它们发挥到及至，每个都是百分之一百。但是现在很多人做音乐会觉得有些东西太单薄，比如说有一个图案，感觉不对，于是加一个盖子，还是不行，于是又在盖子上挂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做音乐变成了不停地往上面加东西，而不是让音乐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纯粹，所以整个架构越来越复杂了。
做电影，也是要用做音乐的心态来做
记者：我知道你是学电影的，去年在采访你的时候你对华语乐坛的滑坡表示很失落，那么你说表示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做电影是因为对歌坛的无奈吗？
陶喆：其实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从事电影的工作，但那不是因为失望，而是我本身想去做，却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我曾经说过希望40岁之前拍我的第一部电影，那就表示我要在40岁的时候推出歌坛，今年35，按照一张专辑做两年的速度，38、39岁就可以退出了。说到电影，当然也不是去演，而是导或者写。
记者：会有什么样的际遇可以改变你的想法跟计划吗？
陶喆：这只是我给自己的计划和打算，可能那时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公司出来说‘陶喆，我给你五张专辑的合约’，做完了就48岁了，到时候会怎么样我都不晓得。
记者：如果你去做电影了，那么音乐在你的电影里所占的比重会怎样？
陶喆：我刚才还想说我可能去拍一个音乐电影，不一定会像《红磨坊》那样，但是我的电影里面一定会结合音乐。譬如说像马丁·史科希斯，他的电影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结合音乐的，很特别地用音乐的方式，有时候可能最不应该有音乐出现的时候他却用了音乐，超级讽刺。拍电影跟音乐其实都有关系的，都是很多媒体的东西。
记者：在你的眼中，目前中国的电影业跟音乐界的结合是怎样的情况？
陶喆：我很喜欢的导演是张艺谋，但是我还是对他导演的电影的故事性更为关注，音乐反而没有那么关注。这十几二十年来，音乐跟电影都没有结合得非常紧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很多空间可以进步的。如果有一天可以跟某个导演合作，我可能不会用传统的配乐的方式去做，而是有所创意。
记者：那么你会去做音乐剧吗？
陶喆：坦白地说，我对某一部分的音乐剧是很反感的，可是也有一些我很喜欢。比如说在纽约有两个大的派系，其中一个就是百老汇，可能很多女士会喜欢看，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很假的表演方式，我喜欢的是很真实的表演，唱歌也不用那么很做作地去唱。我希望可以做的是比较自然比较生活的音乐话剧。
给妈妈写的歌不敢让她听到
记者：除了每张会改编一些经典歌曲之外，你以前几乎很少唱别人的歌，这次有一首Catherine听说是别人的作品？
陶喆：是的，这是一个23岁哈尔滨男孩的作品，他之前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我是在我的内地歌迷网站“吉吉服”上发现这首歌的。当时的小样做得很滥、只有一把吉他，并且唱得音也不准，但是我被打动了，于是就想能不能自己来唱，于是自己重新做一个小样自己来唱。但是第一次做完小样我没法进入，于是自己重新修改歌词。但是保留了副歌Catherine那句，这首歌是那个男孩写给他女朋友的，是一首情歌，他女朋友就叫Catherine。而我的妈妈也叫作Catherine，我就把他改成一首写跟妈妈之间的感情的一首歌。
记者：给妈妈听过这首歌吗？
陶吉吉：没有，我打算过农历年之后再给她听，要不然这个年就没办法过了。这首歌写了很多跟妈妈之间的感情和挣扎，表现了孩子和父母一一又爱又恨。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有一种变态功力，让我失去理性……你的爱会让我窒息，我想你最爱的是自己。”从字里行间看像情歌，并且还是很激烈那种，实际上是写给母亲的。
记者：父母给你的影响大吗？
陶喆：我想我是那种个性比较分裂挣扎的人，因为我妈妈是唱京剧的，代表很传统的东西；爸爸是唱西洋音乐的，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国外，受爸爸这方面现代的西方的影响会比较多一些。长大之后才慢慢感受一些传统的东西。比如京剧，小时候我是很不喜欢京剧，一听到妈妈唱那种调子就觉得是一种折磨，某个年纪才开始不再反感。
记者：和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
陶喆：现在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有些像兄弟。但是小时侯比较疏远，我把他当成偶像却不想表现出来。其实我爸爸很小气的，从小都不给我零用钱。所以我很小就开始工作赚钱，虽然并不是家里环境不好，可是我养成一种习惯不想跟爸爸要钱。我教过英文，在书店工作，洗照片，卖女人鞋子，还在美国当过一年半的警察。因为警察是拿生命来交换的，在美国的薪水算是不错的。那时候念完了大学，有很多大学的债务我不希望我父母去负担。
记者：当警察时有没有什么危险的经历？
陶喆：我最危险的是处理一个家庭纠纷，那是警察最怕的。如果是帮派打架你会有心理准备的，直接拔出枪来就上了，可是人家是夫妻，你又要让他们和解，不能一开始就骂人打人，你必须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爱又有恨，那个爆炸力是很可怕的。有一次去处理一个家庭纠纷，他们是一对墨西哥人，我们一共4个警察在现场。那个女的被老公打了，当时他们还在吵、还在骂，我们就把他们分开，我问那个太太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说"王八蛋打我"等等一大堆，另外两个同事就问那个丈夫。突然从房间里冲出了另外一个人，拿了一把刀子冲向那个丈夫，因为当时那个丈夫不太配合，我们就把他反铐在沙发上，那个人就拿刀刺了那个丈夫的腰部好几刀。我们两个就赶紧跑过去支援那边的警察，可是那个状况又没有必要拔枪。结果那个太太突然又跑过来，骑在我们身上就打我们。当时的状况真是一团糟。所以后来我们一接到报警说是"家庭纠纷"，我们就说“哦，上帝！今天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人绝对可以做自己的R&B
记者：这张唱片的封面设计很特别，用手挡住脸，好像在阻止什么东西直射过来，其中的寓意在哪里？
陶喆：这是第一个人问起这样的问题。其实你看封面跟内页的照片，很多都是跟影子有关，影子对我来说象征几个东西：我们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我是在恐惧我的过去、现在、还是在恐惧我的未来？我觉得这张专辑有很多是跟历史、跟现实的状况以及向往的未来有关的，这个影子始终在追着我走，我永远甩不掉它。过去所有做过的事、犯过的错永远抹不去，我怎么转影子都在那里，可是同时间，我又不能脱离它，那就是我的现在，我要怎么面对？这个手势可能代表或者我要攻击它、或者我要上前去拥抱它。其实在拍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概念了。
记者：创作型的歌手会有自己的低谷，那么你是怎么面对这样的“瓶颈”？
陶喆：我以前处于低潮的时候时间会拖的比较长，现在就比较容易跳出来。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现在我做音乐的环境不太一样，坦白说我没有那么固执，我现在可能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我更能够找出来我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花在挣扎上的时间比较少。
记者：虽然你强调自己受到困惑的时间短了，但你好像始终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
陶喆：有天傍晚，我在美国家里的大客厅，抱着吉他，旁边有一个小录音机，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你手中拿着的这张专辑里的六首歌，这个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试过的。我从来没有特别想过我想要什么，吉他一弹，出来的就是《孙子兵法》，好象变魔术一样。全部写完之后我自己也呆了，甚至担心录音机会不会没有录下来？回头再听的时候发现每一个旋律都是完整的，有时候我会写一些东西我叫做“孤儿”，就是说要么有副歌没有前奏，有A段没有B段，可是那天写的全部六首歌都是完整的。很奇妙！
记者：《孙子兵法》怎么会想到跟十二乐坊合作。
陶喆：在写出那些歌的三个月之前我就跟百代唱片的大家长郑东汉讲，我想要跟女子十二乐坊合作，希望他能够帮我促成。三个月之后，写完《孙子兵法》，就觉得就是这首歌了，就是这首歌要跟十二乐坊合作，用一些中国的元素，表现华人现在的状态和未来，于是就有了这次合作。
记者：有人说你是华语歌坛R&B的第一人，你怎么看？
陶喆：我其实不是第一人！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在唱了，比如杜德伟、庾澄庆还有其他人，只是那个时候风潮还没有吹起来，到了我这里刚好R&B开始流行了，所以大家误认为我就是第一个人，而且永远脱离不了了！
记者：从去年开始大家对于R&B的关注似乎少了很多，你觉得中国人能做出来属于自己的R&B吗？又或者说如果R&B是一个潮流，它什么时候会渐渐地走向低潮？
陶喆：我觉得R&B跟摇滚、跟任何音乐都不会有低谷，我想可能在媒体的报道中、在一个风潮之中它会有起起伏伏，至于说它的价值那是不变的。比如说饶舌音乐刚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很多做音乐的人就用一种高傲的语气说“这不是音乐啊”，Rap是什么音乐啊？太容易了啊！我想那个时候说这种话的“严肃的音乐人”一定会很气，因为Rap的价值不在于音乐本身的形式，而是它说的那些话和它反应的事情。至于说中国人是不是可以做R&B？是不是可以做摇滚？绝对可以！当然我觉得中国人做R&B会比较难，因为R&B是需要完全放松的。比如说东方人看一些裸照、看一些吻戏就会不自然，因为比较保守跟内敛的，虽然我住在美国这么久，但是我还有一部分是很内敛的。
记者：所以大家听说你跟瞿颖拍音乐录影带，还有激情的演出便格外关注！
陶喆：我明白大家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每一个读者都喜欢看你写陶吉吉的音乐，他们也需要一些“花边”的东西，所以只要不会对我造成不好的影响或者伤害，我也会配合的。
记者：对瞿颖的印象怎么样？会帮她做唱片吗？
陶喆：我之前不认识她，对她没什么了解，只知道她拍过张艺谋的电影，第一次见到瞿颖就跟她合作拍吻戏，我觉得她非常专业和敬业。当时上海很冷，气温大概有零度左右，我穿得很厚，而瞿颖只穿了薄薄的一件衣服。
我想我可能会帮她制作一首歌吧，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要看彼此的档期配合。
记者：《爱我还是他》的故事背景取材于《红玫瑰与白玫瑰》，现实中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哪一个？
陶喆：我两个都要(哈哈)！可能我比较自私。两样事物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红玫瑰代表感情和热诚，白玫瑰代表理智和真诚，都是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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