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7月29日16:23· 来源：
邓丽君一炮走红
台湾流行音乐，既有台湾原住民的音乐元素，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旧上海、日本、美国等诸地文化的影响。单从语言上，就可以将台湾的流行音乐划分为国语和台语（闽南语）两大块。
1969年，当时被誉为“神童歌手”的邓丽君，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因演唱电视剧主题歌而一炮走红，她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确立了国语歌曲日后在台湾乐坛中的主导地位，其甜美歌声也传遍了全球的华人角落。
1977年，邓丽君成为香港第一届“金唱片颁奖礼”金唱片得主，之后获奖无数。她早期曾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个人演唱会，并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洛杉矶音乐中心登台，两度赴东南亚做巡回表演，在香港“利舞台”创下个人演唱会场次最多的记录。1983年，她赴拉斯韦加斯“恺撒皇宫”演唱，成为首位在此签约演唱的华人女歌手。
除了邓丽君之外，台湾乐坛在1960年代末期还遇上了西洋音乐大热潮，像刘家昌等创作者适时涌现。这批音乐人的创作，突破了传统台湾歌谣和旧上海的曲风局限。
台湾歌手抢滩内地
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邓丽君即以人们久违了的温情俘获了大片听众。也可以说，台湾的流行文化从邓丽君的歌曲开始，抢滩内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罗大佑的《恋曲1980》在内地广为传唱。
随后，苏芮、蔡琴、张清芳、齐秦纷纷登场。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也成为台湾艺人融入内地大舞台的契机，比如演唱《我的中国心》的张明敏、《冬天里的一把火》的费翔。但最初台湾流行音乐在内地的盛行，大部分并非由台湾的原唱者引入，而是由内地的第一批通俗歌手们，充当“二传手”介绍给内地乐迷的，如朱逢博、苏晓明、郑绪岚等，后期还有成方圆，甚至摇滚乐手崔健、王迪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年轻的程琳，她以翻唱苏芮的成名作《酒干倘卖无》而一箭双雕———歌红了、人也红了。
歌创作的兴起
上世纪70年代，邓丽君在日本发展的5年期间，台湾遇上了“乡土意识”的成熟期。以诗人余光中为主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早年的“全盘西化”主张，乐坛上同期发起“中国现代民歌”运动。
1976年，杨弦、胡德夫、李双泽合作的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面世，正式标志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始，包括侯德健在内的一批音乐人纷纷投身于民歌创作中。
“流行教父”罗大佑
而以余光中的诗为歌词的《乡愁四韵》，先后被杨弦和罗大佑唱红，承上启下地引来了“流行教父”罗大佑的时代。罗大佑1982年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用摇滚乐踢开了本土乐坛的另一扇大门。罗大佑的出现，拓宽了流行音乐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他把知识分子式的思辩和社会批判开创性地引入流行音乐创作领域，提升了流行音乐创作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罗大佑的创作所带来的音乐省思和人文关怀，至今在华语乐坛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及影响力，他的作品既包括一些经典情歌，也包括讽刺台湾政治的歌曲，因此被尊称为台湾的“音乐教父”。
在罗大佑的示范下，更多知识分子加入到流行音乐创作队伍中，包括唱录《未央歌》的黄舒俊等人。以歌词“洋洋洒洒”著称的黄舒俊、歌词中关注打工仔、关注妓女的郑智化在公众视野中红过便褪去，罗大佑却像颗“恒星”，仍然活跃在歌坛。
李宗盛的“平民化”时代
纵观台湾乐坛，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早已面目全非，借用台湾资深创作人庄奴的话：“那年代（1970－1980年代）大众喜欢的歌有四个要素，词短、精湛、写情、有语句再现。罗大佑的歌词太难，老百姓不懂、记不住，只有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喜欢。如今时代不同了，我称作台湾歌坛的战国时代，什么风格都有。创作者天马行空，自我标榜，再不会产生邓丽君那样十几年掌控华语圈风潮的艺人了。”对于20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台湾流行乐坛，有种“分界”的说法：“刘家昌的70年代、罗大佑的80年代、李宗盛的90年代”。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他轻声弹唱，这是1970年代末典型的台湾“现代民歌”的图景。
如今只剩背影的组合“印象合唱团”、“南方二重唱”，是清新校园的表征。后来出现的一个“现代民歌”热里面的异数———齐豫，以《橄榄树》和《欢颜》，最初亮出其嗓音的利器。事实上，以齐豫、蔡琴、陈升为代表的一批“常青”歌者，出道时间极长，至今创作生活仍呈闲云野鹤之状，他们与以颁奖礼、排行榜、唱片销量论英雄的“走红”不沾边，但仍以饱满的歌唱或创作特色在台湾乐坛占着一席之地，他们已渐沉淀为台湾流行乐坛不可缺失的养分。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成功炮制了许多走红歌手和流行曲的李宗盛是当时的代表，不如说李宗盛的特点吻合了当时的“民意”：关注现实的人生，关心普通人的人生体验。他没有罗大佑不时流露出的愤世救世感，从不俯视众生，他的心灵贴近为生活奔波的大众，他的音乐抒写人们的烦恼人生。《寂寞难耐》等他成熟期的作品，更呈现出生活化、口语化的特点。也就是说，1990年代是罗大佑等人“歌以载道”式创作之外的一大片“平民化”的天地。
以刻画细腻情感著称的齐秦、童安格、姜玉恒、张清芳、潘美辰、周华健等，在台湾与内地的受欢迎程度对等，优客李林、庾澄庆、伍思凯等，更多体现的是编曲配器上受“西风”影响的丰富音乐元素：蓝调、爵士、摇滚等等。
流行乐的国际化时代
跨世纪的台湾流行音乐人，更多地呈现出国际化趋向，但与20世纪中上叶纯粹拾人牙慧的翻唱做法不同，这时候的歌者不仅同时是创作人，音乐创作也注重“乡土”与“西洋”结合。同时，某些歌词和音乐的潮流反映了现代生活的快餐节奏和享乐要求。
以“偶像”与“实力”兼顾的陶喆和周杰伦为例，两人同被视为全球同步流行的“节奏与布鲁斯”（R&B）的“华语区代言人”，但陶喆不满足于风花雪月，还要具“社会批判力”的创作，比如其《孙子兵法》就呼吁环境保护；而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关注跨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其《蜗牛》甚至被收进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曲目。
周杰伦在遇到黑人音乐与华人音乐结合时的问题———汉语的四声与英语的升降调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时，选择“干脆把唱变成一件乐器”。就是这种“听不清楚的唱腔”，不仅风靡华语乐坛，也对日本和韩国乐坛产生了影响。
但也有人在周杰伦碎片式的音乐大行其道的现象中，总结出其折射的问题：今天的年轻人解构了前辈的标准和价值体系，抛弃了沉重的思维方式，但他们还没有力量来建立一种新的体系，只能以一种简单、平面化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价值体系做一个拼接。
□张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