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京宣传《太美丽》，坦然面对质疑声音
陶喆在新专辑的台北签唱会上演唱新歌《太美丽》，尽管遭遇质疑，但他坚持认为自己一直在寻求变化。
“R&B，摇滚会因为环境和社会的变化，变得流行或者不流行，但是不代表它的价值会改变。”
《太美丽》 它是我的疑问和挣扎
新京报：《太美丽》和你之前的专辑相比，风格变温和，是最大的改变，为什么这张会改变如此之大？
陶喆：进入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其实从《黑色柳丁》到《太平盛世》人家也在说变化大，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刻意地要去转变。而是顺应自己的心态的变化，过了三十五岁，心态上变得柔和，回头再去看自己的青春，以往的日子，就是这些让我做出相对温和的音乐。但是其实你所听到的温和也只是表面，这张《太美丽》表面上是情歌，但是在这些故事中，也包含着我的疑问和挣扎。
新京报：就是说年纪增大，只是换了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疑问和挣扎？
陶喆：可以这么说。
我在音乐上，有另外的话要讲，所以我换了种形式来包装我的疑问和挣扎。
比如说《忘不了》。我其实是在讽刺这个年代的速食情感，怀念30、40年代。为了让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更有感觉，我前半段仍旧保持了老歌的韵味，后半段加了很多R&B元素。
新京报：这次与蔡依林合作的《今天你要嫁给我》非常受关注。大家都在讲，陶喆为什么要跟蔡依林合作？
陶喆：这个歌曲其实我开始在写的时候，不是对唱，那时候我找了很多60年代的原声在听，希望能找些很老的东西，然后再把这首歌放进一个比较嘻哈的节奏中去。后来忽然发现这个歌的导向是在讲婚姻，我就在想，如果变成男女对唱的会怎样。这首歌唱的其实是我个人对婚姻、感情的一种期许。
新京报：不是讨好市场？
陶喆：我不会，我也不想去揣摩消费者跟观众喜欢什么东西，当你要去copy，跟随一个流行的时候，你注定会被它抛下，我只想要做出当下最能代表我、我最想释放出来的东西。
新京报：得到大众、丧失专业口碑，是一对矛盾吗？
陶喆：的确是，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下，我仍旧会去坚持。（即使很多媒体、评论都在质疑你？）我不会因为一些评论而怀疑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往往你做出来之后，有人会说陶喆你第二张没有第一张好。或者你这一张没有前一张好。我想我需要对得起自己。
太偶像？ 宣传变得非音乐性可能是趋势
新京报：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自己的专辑为什么总是两三年才出来，因为其实自己也在专心做音乐，每天也都没闲着，干这干那，结果看一下进度表，天啊，过去一年半，唱片没写出来。这张《太美丽》是你交出的最准时的一张专辑，1年零7个月。
陶喆：我有一个小秘密，我从不让公司知道（笑），就是不要让陶喆回美国，回美国专辑就做不出来，我每次回到美国，就会进入一种休闲、放松的状态。在亚洲的话，会让我更激情，同时给我很多压力，我大多时间生活在台湾，脚步太快，会让我觉得压力太大，对于我来说有些紧张。美国给我很多空间去创作音乐。
这张专辑之所以会比较快，是因为之前我在做演唱会，北京、上海、台湾、香港各地，幸好没有时间回美国。所以专辑创作的速度也比较快，期间有一些小的片断在美国，给我足够的时间去消化音乐中的新想法。
我常常将自己做音乐比喻成汽车工厂，日本的车子，生产线很有规划，很精致，欧洲有些厂牌可能就没有那么工业，我自己做音乐也是，慢慢前往一个规划。之前没有那么多人帮我，我也不想要人来帮我。现在我有两个助理，他们帮我处理一些事情，也让我速度加快了。
新京报：等于说，你之前更倾向于个人创作。
从《太平盛世》开始，我周围听陶喆的人一下子冒出了很多。陶喆从一个被业内认可甚至推崇的音乐人，一下子变成了大众所追逐的，你自己想过原因吗？
陶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太平盛世》为什么开始使陶喆变得这么广泛，很大的是因为媒体的曝光变得更大，《太平盛世》是我刚加入没多久一个国际公司。（这是他的独特语序）
国际公司的运作，操作手法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我接了比较多的广告代言，有些歌迷觉得陶变得更商业了，他不喜欢，但也有很多没有注意到你的人注意到你了。有一个东西是一直没有变的，就是不管歌迷说什么，我自己非常清楚，我的音乐是没有改变的。我不会因为我有了广告，就在音乐上有所妥协。《太平盛世》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也会发现很多歌曲不是那么商业的，我从没有刻意在音乐上迎合讨好市场。
新京报：你在台湾宣传期间，发了“致狗仔的声明”，一直以来，都认为你是一个低调的音乐人，但是这次新专辑的整个运作，宣传模式在往偶像歌手的路子上做，你会排斥这种转变吗？
陶喆：这些我倒不排斥，全方位的曝光、通告这些，我不止是不排斥，我很喜欢。我有机会从做音乐的那种很闭关的状态，闭门造车的状态中，走出来跟大家见面，听到大家对我的感受。
我比较排斥的是，有些媒体的方式，它不会给你很多的机会去表达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媒体生态的转变，让我无法接受。不能适应倒不至于，但媒体变得八卦，唱片的宣传变得非音乐性可能是一个趋势。
R&B危机 未来要流行什么永远是未知
新京报：接下来要问一个你可能比较无奈的问题。
就是周杰伦。（笑）因为马上周杰伦也要发片，当年你的《乐之路》和《叶惠美》碰到了一起，这次《太美丽》和周杰伦发片又很近，永远被媒体、被歌迷设置成对手，现在还有感觉吗？
陶喆：我和杰伦……，把力宏也一起拉进来好了（笑），我们三个人常常被拿来做比较，你们也清楚，我们三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动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三个人已经习惯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个人现在心里已经不排斥了，我已经习惯了，我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想，哎呀，你们听得不厌吗。
我认为，也是好在我们三个都不一样，我们三个在华语乐坛，可以说没有力宏，会改变；没有杰伦，会改变；没有陶喆，也会改变。不光我们三个，是那么多优秀的音乐人，大家在这个环境中共存。
新京报：从去年开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华语R&B在走下坡路。你们三个代表着华语R&B的最高水准，你们都尝试R&B的中国化，也都在各自不同的方向取得了收获。但是王力宏的《盖世英雄》和《心中的日月》没什么区别，周杰伦的《十一月的萧邦》更是批评声一片，而你的《太美丽》也被质疑遭遇创作瓶颈，这是“巧合”吗？
陶喆：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从我个人来讲，在《太美丽》这张专辑我做了非常多的突破，并不是你问了我才讲，我真的没有觉得这是自己创作的瓶颈，我的瓶颈是在我的第二张专辑，而我现在做音乐更放得开，更能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故事、一些感受放到专辑中，《太美丽》不是实验性质的，它是一个比较低调，说内心故事，它耐听，它需要人生的体验去感受，从我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我不想做一个高调的人，我不是一个音乐界的费里尼，不是要去把音乐变成一种实验。一张专辑里面要有10个类型的歌曲，要实现10个所谓的概念。
新京报：你不想引导潮流？
陶喆：引导就是引导，但是引导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你说《老鼠爱大米》也是引导潮流，周杰伦也引导，我也曾引导，但是一个东西永远充当引导是不可能的，麦当娜在最红的时候引导潮流，现在她还在引导吗？就算有也和音乐无关了吧。重要的是，在每一个作品当中，在每一部电影，每一本书里面，创作人，很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流行就是像海浪一样。你不可能永远在上风，也不可能永远在低谷。
新京报：近来还有一种声音又被重新提起来，就是认为R&B根本不适合中国化。
陶喆：这个我不同意，其实音乐是一种语言，你可以说中文流行不流行，英文流行不流行吗？音乐就像语言一样，全世界，说得人最多的的语言是汉语，最通行的是英语。你能说它们最好吗。音乐也一样，R&B，摇滚会因为环境和社会的变化，变得流行或者不流行，但是不代表它的价值会改变。
大家就是这样子，我一段时间听到“中国风”就烦，太多了，什么歌都加几句京剧唱白，那就是中国风了？当这些盲目淹没了这个市场，我就不想再去做这样的东西。大家觉得太多了，就不流行，但是要流行什么呢？永远是未知。
时代性消费者 对音乐的判断力在下降
新京报：最近有没有关注华语乐坛的新人？我采访过很多去年今年出道的创作型男歌手，都视你为偶像。
陶喆：新人，坦白说，我没有非常的注意。因为我一直在做自己的音乐，一直在忙，可能对我来说，一个新人，他们红不红不重要，他们还能够表达能够被我们听到就很好了。
最近一两年，无论是国内，还是欧美，我都没有听过新作品，我一直在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摇滚，现在回头看，还是那个时代会带给我最多的冲击和感动。
新京报：还是那么喜欢U2么？
陶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我喜欢U2，我的确喜欢，但不是最喜欢。我比较欣赏的是Sting，还有那些六七十年代的摇滚乐团，比如说披头四、齐柏林。
新京报：是不是到了你的这个年纪，都会回头再去听那个年代的歌曲。
陶喆：这个正好可以回答你刚刚的问题，现在不是R&B在走下坡路，而是一种奇怪特殊的趋势，是音乐的品质在往下掉，消费音乐，包括非法下载的数目在往上升。宣传手段、预算、行销手法在往上走，艺人和音乐的品质在往下走。消费者感到乏味，不想花钱，反正不都是不好吗，反正都是一张专辑只有两首歌好听，这样时间长了，消费者的期待和他们对于文化和音乐的判断力会下降。
新京报：你是说现在没人专心听音乐了，比如说我，可能耳朵里听音乐，手上却在看手机，打电脑，或者跟人聊天。
陶喆：因为现在的一切太丰富，资讯太快了，前两年大家就都在说，资讯焦虑，恐慌，大家现在只是花更多的时间去过目这些资讯，而不是好好地了解。大家在制造这些资讯的时候，也不会想要去留下它。
很简单现在流行的BLOG，这边叫博客，台湾叫部落格，每天有这么多人在写，还有这么多人去留言，哪有人会认真去在意你写了什么，你表达了什么。当然，我陶喆没有BLOG，也不会去开BLOG.
四十在望 现在我也应该考虑婚姻了
新京报：你是一个期望自己活在六七十年代的人吗？
陶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期望活在三四十年代。
新京报：我注意到，这张专辑中，有很多怀旧的东西，如果时光可以倒转，你最希望保留的是哪段时间？
陶喆：我是个怀旧的人，因此在我这张专辑中，在我以往的专辑中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出现。这张专辑讲了很多事，比如时间、青春的流失，也讲了我们的生活中会不会珍惜生命、美丽、悲伤等很多片断。保留的话，大约是高中4年时间。我在美国上高中，那时候叫做TEENAGERS，我在那时候开始组乐队，玩BAND，非常开心。几年前，我在家里找到了一卷8厘米的胶片，发现上面拍摄的就是那个时期的我，我仿佛觉得上面的人不是我自己，那个跑来跑去，不断讲话的年轻人，这种感觉真的是超现实。
新京报：这张专辑出来之后，大家也在纷纷猜测陶喆的感情问题。
陶喆：我是巨蟹座，巨蟹座是最好的家居男人，贤妻良母。第一个要保护的也是家庭。（笑）这张专辑中有很多部分的确表达了我对爱情、对婚姻的一种理解和期许，对于我自己来说，虽然没有这么迫切，但是也应该考虑婚姻了。
新京报：听说从这张专辑中似乎也在不断地展现你做导演的天赋，而且听你讲过，40岁以前要做一次导演。
陶喆：不只是一次，我希望后半辈子着重在电影的工作上。
新京报：是受父亲的影响吗？
陶喆：开始受爸爸很大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自己当然也对电影非常有兴趣，在大学的时候修电影和心理学。
新京报：会正式考虑什么时候做吗？
陶喆：我正式的打算是明年，可以去导、编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我做电影不是玩票。
经常有人打听我会拍什么样的电影，我说，你听我的音乐就知道了。我的音乐是真情的、是人与人互动的，我的电影也会讲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音乐和电影是互通的。
新京报：会自编自导自演吗？
陶喆：会自编自导，自演就不一定了。
■记者手记
1年7个月，《太美丽》是陶喆交上的最及时的一份作业。周一，在盛大的北京发布会上，陶喆穿着帅气的白色西装，拉开巨大的号称装满“美丽记忆”的罐子，白色和红色的玫瑰花瓣四散，果然是“太美丽”。但是毋庸置疑，无论是发布会上的媒体提问，还是之后网络上的种种评论，都指向“太美丽还是太乏力”，这中间，或许存在着媒体对某些评论的刻意追逐，但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陶喆的确没有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
从《太美丽》在台湾发行开始，以往从来不会出现在陶喆身上的“绯闻”竟也四起，高密度的曝光、通告，所有的宣传操作营销模式，让我感觉陶喆越来越像一个“偶像”。在这次的专访中，我没有再提关于“华语R&B教父”的问题。
即使在我遇到的无数R&B创作新人中，陶喆依然是他们嘴里最崇敬的名字。
不知道因为什么，这次专访陶喆之后，以及在此后的写稿过程中，我一次一次想起的，竟然是许巍。我记得《太平盛世》的时候，忽然发现身边多了很多陶喆的歌迷，有些可能都不知道《黑色柳丁》四个字怎么写，但是争抢着纷纷以听陶喆为时尚。就像听许巍，也许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应该。无论陶喆还是许巍，当他们足够时髦的时候，给最初的追随者带来的似乎永远是失落。也许这就是乐坛，也许这就是歌迷，有人走了，有人来了。
采写/本报记者雷丹
北京/新京报/www.thebeijingnews.com/
http://ent.thebeijingnews.com/0622/2006/08-19/013@064600.htm
[
本帖最后由 pill 于 2006-8-19 12:2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