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其实是Peter Biskind去年出版的一本书【Down and Dirty Pictures : Miramax, Sundance, and the Rise of Independent Film】的导言，我把它看作是对美国八九十年代独立电影的一个启蒙式综述，大半年前我就想翻译这篇文章，但后来懒就算了，今天由于看了Wes Anderson那部《Rushmore》，觉得异常兴奋，就又把这篇文章翻出来，一鼓作气译了出来。在我看来Biskind的某些文章是让人读后就有翻译冲动的，在读了其人七十年代写的若干“影评”后（我甚至不能确认那些文章是否属于影评范畴，作者的身份本就十分多元化，娱乐记者？资深编辑？影评人？），套用“作者论”观点，我发现Biskind这个“作者”似乎一贯对艺术天才如何走向失败、毁灭的题旨极感兴趣，这种倾向当然不是在最近的这两三本著作中才出现，某些观点也散见于其早期文章。
译完后，我通读觉得文章意犹未尽，总差点什么，于是附上Biskind在造访英国National Film Theatre时接受访问的记录，来自BFI网站，这个访问并没有惯常所见访谈中充斥的口水废话，很多地方确实谈到了点子上，甚至比书中更加深入，而且清晰地界定了《性、谎言与录影带》、《低俗小说》等片在独立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如果还嫌不够，到时候再把中文版的书找来看看就是了。
太阳舞电影节与米拉麦克斯，便是独立电影世界中两座并肩而立的高峰。不过在1979年，那都还只是一个梦而已。就在雷德福的雄鹰刚刚展开翅膀，而韦恩斯坦兄弟正把公司搬往纽约之际，三部名不见经传的独立电影悄悄上映，获得了不错的评论也取得票房小胜。它们都没有获得丹尼斯·霍珀和彼得·方达当年那部公路片一样的效应，但对于厌倦了好莱坞老套空洞的大片的人，不失为好的选择。一部叫《Alambrista!》，导演Robert M. Young，制片人Michael Hausman；第二部叫《Northern Lights》，由Rob Nilsson及John Hanson编导；第三部是《Heartland》，导演Richard Pearce，制片Annick Smith。《Alambrista!》讲述墨西哥移民在美国找工作的故事。《Northern Lights》是关于外来农民团结起来保护自己权益的故事。《Heartland》则是有关一个勇敢的寡妇所遭受的苦难。这三部电影都出自越战一代影人之手，且都带有越战残余的政治观念。后来在80年代，这类电影都退化成愚蠢无知、头脑发热的地区主义，但在开始，他们确实是孤独地对抗着好莱坞。
1978年，《Northern Lights》的联合制片人Sandra Schulberg帮助成立了Independent Feature Project，是帮助独立电影的第一个机构。IFP举行了一系列如何在体制外拍片的研讨会——如何筹钱、如何拍摄、如何发行。目标很简单，就是把美国独立电影插入已经存在的外国电影发行系统中，但效果并不理想。直到1980年，独立电影中的“逍遥骑士”才问世，那是John Sayles的《西卡柯七个人的返来》（Return of the Secaucus 7），此片得到纽约时报影评人Vincent Canby大力赞扬，取得优异票房。“我们开始拍的时候根本没钱，”Sayles说，“独立制片的剧本找演员很难，也不可能给大制片厂看，因为不够商业。而且你要是不认识经纪人的话，他们也不会读你的剧本。独立电影完全是在圈外的。” 此片总计花费6万美元，完全是Sayles个人出资，后来哥伦比亚公司把故事拿去，改头换面拍了《山水又相逢》（The Big Chill）。
紧随其后的是路易·马勒的《与安德雷晚餐》，票房190万，王颖的《寻人》，票房1百万，等等，尤其是斯派克·李的《稳操胜劵》（She's Gotta Have It）狂收710万。大卫·林奇《橡皮头》《蓝丝绒》陆续成功。仿佛突然之间出现了一股独立电影的潮流。对于太阳舞电影节的组织者来说，则希望出现本土影人能够再现60年代英格玛·伯格曼、意大利电影大师及法国新浪潮的神话。
录影带的出现一夜之间将外国电影市场扫荡而空，连同有线电视和欧洲公共电视台，他们用井喷一般涌出的钱给美国独立电影狠狠加了一把火。Vestron、RCA/Columbia Home Video、Live Entertainment这样的公司开始直接把钱投入到制片业中。同时，在Deutchman经营下，Cinecom发行了一系列票房不错的独立电影包括乔纳森·德米的纪录片《Stop Making Sense》，挣了550万美元；Spalding Gray的《Swimming to Cambodia》，100万；Sayles的第三部电影《Brother from Another Planet》，只花了40万，但收入370万。
到了80年代中期，独立电影已经建立声望和稳定的观众人数。收入也在递增，1985年《蜘蛛女之吻》收入1700万。第二年伊斯美尔·麦钱特和詹姆斯·艾弗里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为Cinecom收得2300万美元。独立电影这块领域慢慢变得拥挤、混乱，亟待重整。1987年10月，股票市场动荡，市场重新洗牌。最成功的发行商过度扩张，导致股价不稳，在80年代末，一些曾经成功的发行公司陷入垂死境地，包括Cinecom和Vestron，它们曾经风光过，但却犯了致命的错误，一直没有深入地介入制片，拍摄自己的影片。
独立电影生存在好莱坞的夹缝里，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拍好莱坞拍剩下的东西。反过来说也对，他们把自己拍剩下的留给好莱坞拍，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不感兴趣，更是因为自己拍不了。经济上拮据会启发自己的美学。好莱坞日复一日在复制传统思维和主流价值，但独立电影会同时挑战二者——有时候吧。好比Young、Pearce、Sayles和斯派克·李，出现于80年代的第一拨独立影人在民权、反战运动中成长。尤其是Sayles吸纳了60年代的政治观念，斯派克·李的作品深受黑权主义影响。他们俩都带有政治思维痕迹，别的一些导演则突破了性禁忌，如Gus Van Sant，或者如贾木许探索新的美学特色，或者如科恩兄弟单纯表现冷嘲热讽、精明世故。
到90年代，好莱坞对漫画、大片的喜好变本加厉，于是这为独立电影讲述普通人的故事留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空地。说90年代标志着独立电影运动的结束是很有争议的，这十年当中独立电影与好莱坞暂且“和解”。我认为这也是上个十年播下的种子开始发芽开花的时候。Sayles、斯派克·李、林奇、德米、Gus Van Sant、王颖、Waters及科恩兄弟这些独立先锋们继续发展，但短短几年间也补充进来不少新鲜血液，包括Anders的《Gas Food Lodging》、史蒂文·索德伯格《性、谎言与录影带》、Hal Hartley的《The Unbelievable Truth》、Rick Linklater的《Slacker》、Todd Haynes的《Poison》、Gregg Araki的《The Living End》、昆廷·塔伦蒂诺的《落水狗》、David O. Russell的《Spanking the Monkey》、Kevin Smith的《Clerks》、Neil LaBute的《In the Company of Men》、Robert Rodriguez的《El Mariachi》、James Gray的《Little Odessa》、James Mangold的《Cop Land》、Tom DiCillo的《Living in Oblivion》、Carl Franklin的《One False Move》、Nick Gomez的《Laws of Gravity》、Todd Solondz的《Welcome to the Dollhouse》、Larry Clark的《Kids》、Nicole Holofcener的《Walking and Talking》、Alexander Payne的《Citizen Ruth》、Wes Anderson的《Bottle Rocket》、P.T. Anderson的《不羁夜》、Lisa Cholodenko的《High Art》、Kim Peirce的《男孩别哭》，及Darren Aronofsky的《Pi》。此处不必提到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在美国发行的独立电影，比如Michael Caton-Jones的《Scandal》、吉姆·谢里登的《我的左脚》、Jane Campion的《The Piano》、尼尔·乔丹的《哭泣游戏》及后来Danny Boyle的《猜火车》。
正如新好莱坞拥有杰克·尼科尔森、罗伯特·德尼罗、哈维·凯特尔、阿尔·帕西诺与达斯汀·霍夫曼，独立电影也有新一代性格演员作为标志，像Steve Buscemi、John Turturro、Tim Roth、Joaquin Phoenix、Tim Blake Nelson、Billy Bob Thornton、James Spader及John C. Reilly，以及女演员Lily Taylor、Parker Posey、Catherine Keener、Janeane Garofalo、Gwyneth Paltrow、Anabella Sciorra及Uma Thurman。与前辈不同，独立电影新一代旗帜演员大多不是超级明星。事实上，这是独立电影运动的方向完全不同所导致的，好莱坞大明星一般不会屈尊降贵来演独立影片。
一如70年代，90年代同样孕育着变化。“我还记得纽约电影节上《血迷宫》（Blood Simple）和《天堂异客》（Stranger Than Paradise）首映的情形，”制片人Ted Hope说，“突然科恩兄弟走上台去，我以前在本地的超市就认识他们了，我当时感觉就像是‘天哪，那个领奖的不就是隔壁的王老五吗！’两天后，看完《天堂异客》，我又吃了一惊。”“1991年我正从大学毕业，”爱德华·诺顿说，“那时才22岁，就好像感觉什么事都会发生一样。我在纽约瞎混，剧场里干点活，我认识了个朋友Connie Britton，住在街对过，我跑去找她，问，你有什么打算？
90年代的独立电影是千变万化的，从改变同性恋电影的Haynes到拍大量喜剧的史密斯，还有各种可能想到的片子。它们缺乏70年代电影小子一代的凝聚力，尤其是晚期的独立影人错过了体验集体感，他们想象电影小子们曾经分享过这种感觉。Anders说：“当你一开始拍电影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斯科西斯与他的朋友们的故事，他们一起开始电影生涯，一起成为历史，真的会非常激动。”新好莱坞其实一直是八九十年代很多独立电影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神话。索德伯格说：“我整个电影生涯都是在假设自己正处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一直在尝试把美国素材与欧洲电影美学融会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方法是他们的伟大贡献。”80年代，美国还存在着一些小戏院可以让新生的独立电影人看到新好莱坞电影，乃至外国经典与旧好莱坞时期的作品。“我依然记得在戏院观看《的士司机》的情形，那是在里根遇刺之后不久。我走出戏院，感到一片茫然。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几年里，与电影的热恋，每个晚上——《穷山恶水》（Badlands）、《天堂之日》（Days of Heaven），还有《安倍逊大族》、《大幻灭》、《被遗忘的人》（Los Olvidados）……坐在戏院里看着35mm的电影真如同着了魔一般。都已经过去了，”Linklater回忆道。
当新一代天才独立影人的火箭升空之际，仍不能松一口气的是幕后推动他们的老板。正如Project Green Light告诫我们的，拍摄预算低，日程紧，摄影机后的故事和摄影机前的故事一样有趣。摄影机后上演的是和金钱打交道的纷纷扰扰。老牌发行商Ray Price认为：“一笔好的交易胜过一部好片子。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电影，谁管你呢，但一笔好的交易不会亏待你。”戈达尔早说过：“拍电影你只需要一个女孩一把枪。”他或许还应该再加一句：“如果你想要有人来看它，你得找个发行人。”Kevin Smith说：“独立电影非常依赖发行商满大街作推销的能力，也依赖于制作者的个人能力，背后的故事尤其精彩，不信你看Robert Rodriguez的神奇例子，还有Billy Bob Thornton也是。整个90年代随时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