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杰
记者：10年了，在这张专辑里您想表达出什么？
罗大佑：这十年我经历了太多，也有太多的感悟。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1998年我的父亲去世；2000年世纪交替；2001年的‘9·11’，2003年的SARS以及伊拉克战争的开始；现在的印度洋大海啸。在社会和人生的剧变中，我在观察环境也凝视自己，我甚至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墓志铭—————“这是一个用音乐表达感情的人”。我这张专辑的出发点是爱和关怀，上个月又发生大海难，我感觉人类真的是太需要和平了，我们都太需要爱了。
记者：有评论认为新专辑《美丽岛》在主题深度上不如罗大佑以往的作品，您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罗大佑：评论这个东西，不能不听，但也不能太当真，重要的是我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了。我最大的自豪是我罗大佑，还是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去创作，我不能抛弃民族和文化。我有音乐人要尽的责任。
记者：那您有没有遇到自己创作中的“瓶颈”，有没有遇到音乐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罗大佑：别人评论我的音乐充满了对政治和文化的反思，但有时候音乐其实并不能充分表达我的感受。事实上，我一直处在瓶颈状态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停下来，不要写歌，这不是黔驴技穷，而是需要生命的变化来引发艺术创作的激情。1998年我的父亲去世，那种伤痛是我无法用音乐去表达的。从小他让我学钢琴，听古典音乐，他的爱是我成长的营养。他的故去让我一度很消沉，直到现在我也无法在音乐中抒发那种情感。
记者：人们曾经用“音乐教父”这样的称呼来形容您的作品对一代人的影响，如今，您觉得这样的称呼还能否有这样的意义？
罗大佑：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必须要被剥离来看的、分裂的人。因为外人眼中看到的罗大佑其实和真正的我是不同的。“教父”这个称号对我来说太过沉重，我只是一个时时刻刻要求以新的面貌来面对自己的人。有朝一日，当人们站在“罗大佑之墓”前，我希望他们看到上面刻着这样一行字：这是一个以音乐来表达自己感情的人。
记者：批判的精神是您过去作品的精髓，这种精神是否延续到您现在的作品中？
罗大佑：我已经五十岁了，按照中国的传统，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现在的我就很“知天命”。我的音乐中会一直延续批判的姿态，到了什么岁数也不会改变。批判其实是对自身的一个反省。很多人觉得批判是批判别人，其实不是的，批判是对自己最大的挑战。批判是看“我”怎么看这个世界，“我”有没有说真话，“我”有没有用自己的内心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真相。
记者：你能否面对有一天苍老、创作力下降这一事实？
罗大佑：我不怕，正因为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不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能找到一种创作的冲动，有热情是音乐人最重要的事。
记者：您曾经说过，渴望能早日有人接替您，成为新一代的“流行音乐教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周杰伦是否是最合适的人选？
罗大佑：不要忘了，还有
陶喆。陶喆的妈妈是唱京剧的，爸爸是唱西洋歌剧的，中西结合才让他把R&B唱得如此好。而周杰伦也代表了现今这个时代。我很欣赏周杰伦的才华，但他的出片率太频繁。其实对他来说，一年出一张就足够了，现在这样会影响他音乐的生命力。
记者：那您觉得他们当中谁会超过您？
罗大佑：谁能超过我不是我说了算，需要社会和历史来评价，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超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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